到正统二十一年,贸易依旧是上海最重要、最频繁、规模也最大的经济活动。在国内,西及巴蜀,北至幽燕,大汉的客商们通过便利的江河湖海将帝国各地的土产、财货汇集而来;
在海外,数以十万计的海商群体,跨海横波,将汉家文明辐射范围内的一切可用于帝国士民的资源,源源不断地向本土输入,以换取紧俏的帝国商品。
到如今,忙碌的南洋海外贸易线上,各类香料、珍奇、木料、海味,依旧是向帝国本土输送的主流商品。不过,比起几十年前,品类要更加丰富了,稻米、糖、食盐、煤炭也渐成主流,而这得益于两方面的原因。
一方面是汉帝国内部日益增长的旺盛需求,另一方面,经过前后近百年(把世祖时期的军事征服算上)的开拓发展,南洋诸国终于成长了、壮大了,也有了相当的积累。
市场需求,对经济活力,起着主导的作用,而即便以帝国的地大物博,对于海外资源的需求,也仿佛没有地尤其是米与糖,在这两者方面,帝国生产力的提升,根本赶不上人口的激增带来的需求。
在粮食的输入上,帝国朝廷甚至专门施行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,以鼓励众多从事海贸的粮商自南洋各国贩运粮食,到正统二十一年,粮食入关关税,已然一步步降至两厘了。
这对于很多商人来说,都是极具诱惑的,也跟帝国快速发展的运力有关。现今通行于海上的大汉福船,往返一趟,粮食少则能拉三千石,多则五千石。以上海当前斗米45文的价格,一趟单边就是两千多贯的,而从南洋的购粮成本,要远远低于国内。
而朝廷之所以肯在粮食输入上,给予如此大的优惠,自然不是顾虑到民生疾苦,至少不全是。起因还在于发生在正统六年至十一年间的灾荒,河北、江淮接连大旱,造成了河北的王则起义,以及两京粮荒。
河北乱事再凶,死再多人,自有衮衮诸公,为之戡定,但两京缺粮,可就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了,这可给帝国辉煌的盛世画卷染上了难看的墨迹。
当年,为了缓解粮荒,朝廷不断从各地调粮,投入了极大的成本,甚至使关陇、川蜀也陷入粮价高企,引发了此起彼伏的城市民乱。
而在众多办法中,朝廷诸公发现,唯有从海外购粮,看起来是后患与反噬最小的一个办法。不过,念及汪洋波澜之不便的,为鼓励商人,在时任尚书令的范仲淹的主持下,进一步降低粮米入关关税,一直到如今,南洋稻米都保持着最低的关税,只此一家。
相比之下,具备更高附加价值的蔗糖,关税则保持在5-8厘的水平上下浮动,而诸如香料、煤炭、食盐则还要更高,象牙、玛瑙、珊瑚、珍珠、翡翠、贵木等带有奢侈属性的商品,还要更高。
帝国海关在关税上的分级设置管理,也是从正式从江海关这里落实的,王安石主持江海关总税务司期间,在这方面做出了大刀阔斧般的改革力措施,极大地改良了商品关税结构,给帝国财税增收。
在南洋粮食输入的大背景下,海商群体中,自然也崛起了一批粮商巨头,不过,能吃这碗饭并做大的,总与权贵撇不清关系,不是帝国权贵,就是封国上层。
而拥有得天独厚地理气候优势的安南、林邑二国,则“南粮北输”的主力国家,因为二国产出更多,宜耕土地更多,一年三熟,并且距离还更近,海运更方便。
也正因如此,在经过六七十年的“长跑”之后,安南、林邑二国,藉此脱颖而出,成为南洋诸国中,国力最强的两“大国”。当然,这也是有先天基因作用的,毕竟从一开始,两国便是汉化程度最深的封国。
在大宗输入的商品之中,食盐是最特殊的,因为帝国内部的盐铁专营政策,以及其在帝国财税体系中占据的重要地位。
因此,长期以来,一直处于被打压的情况,也就导致沿海私盐泛滥。最初打这项主意的,乃是勾吴国(世祖七子刘晖后裔,加里曼丹北部),他们有晒盐的传统,盐与香料,也是吴国与帝国本土贸易往来的主要货物。
后来,北鲁国(世祖八子刘暧之后,封国在北菲律宾)也参与了进来,有这两个封国在背后策动,随着时间的推移,规模的增大,给帝国东南盐市,造成了严重冲击。
包拯在担任东南转运使期间,察此情,深入了解之后,甚是忧虑,上了一道奏章,将过去有些装聋作哑的朝廷给惊醒了。然后,在时任尚书令曹伦、财政使王士廪的支持下,推动“外盐入关”。
曹伦,乃曹彬之孙,曹玮长兄曹璨次子,曹氏在建隆、正统二朝,可谓显贵。按照“原则”,范仲淹罢相之后,当以勋贵之后秉政,而曹伦之所以能脱颖而出,除了本身具备一定能力之外,也跟宫中有个姓曹的皇后有关.
曹伦上位,即便是正统皇帝刘维箴的潜邸心腹,王士廪也不得不把吏部尚书的职位让出来。当然,刘维箴也没有亏待他,改主财政司,权势依旧。
而随着财政司盐铁政策调整,来自以吴、鲁二国为主的海外食盐,得以光明正大地通过几大海关,堂而皇之地进入帝国本土市场。
当然了,在盐铁司外事部门的严格监管之下,同时,比起沿海走私,风险更小,规模更大。虽然因为产量、质量的缘故,很难成为市场主流,但是价格便宜啊。
外盐的输入,实则也是对帝国根深蒂固的“盐贵”、“盐商”、“盐帮”势力的一种冲击。同时,市面上供应多了,盐价也迎来三十年间第一次下降。
正统二十一年的上海盐价,斗盐仅71文,这水平,都快赶得上世祖开宝时期“盐改”上涨后的价格了。而上海盐价最高的时候,曾一度攀至斗盐108文,极大地影响了城市士民的生产生活。
然而,由于资源的集中,上海从来不少物资,这也能反应出,帝国其他城市的民生状况了。最显著的,便是两京了,若非朝廷顾及脸面,极力压制与调控,物价早就失控了。
而那些中央监管不力抑或影响力不足的地方,情况就要严重地多,因为天灾人祸,出现的骚动与民乱事件难以计数。
事实上,以汉帝国这近百年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“城市化”的进程,国内人口与生产力的空前发展固然是根本,但若没有海外资源的弥补支持,也早就玩不下去了。
以南洋海盐的输入为例,且不管利益链条上的斗争与分配,对于普通士民百姓来说,从盐价的下调上,他们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好处。
当然,即便“吴盐”、“鲁盐”乃至“雍盐”、“越盐”能够通过官方渠道进入帝国市场,但沿海通江的私盐依旧猖獗,总少不了那些顺带着把盐拉回本土的商船,抑或是一些见不得光的“脏盐”,最终的去向,也是帝国州县乡镇。
南洋封国的产盐,可不会管购盐者何人,有钱即卖,而帝国的底层,从来不少冒险搏命的盐枭,也不缺挑着担子,推着独轮车,钻山村,下乡野,售卖私盐的行商脚夫。
至于煤炭,从世祖时期起,便由贵及贱,由北及南,不断发展,逐渐成为帝国士民生活取暖的重要燃料,尤其是城市居民。
在开宝晚期,“蜂窝煤”诞生了,它的方便利民,任谁都看得出来。随着技术的广泛传播,北方各地都诞生了大量“制煤场”。
然而,煤炭的使用,一直受到开采与运输两方面的限制,国内主产区在晋中与汝许,交通上是一言难尽,很难覆盖全国。因此,煤炭价格常年以来居高不下,也很难使蜂窝煤走入千千万万的寻常百姓之家。
而帝国对于煤炭的需求,却日益增长,尤其在冶炼事业上,煤炭带来的热值效益,是极其显著的。有市场需求,自然有精明的商人来满足这种需求。
恰恰在南洋各国,不管是南梁国(苏门答腊),还是爪哇岛上的雍、越二国,还有吴国,都拥有大片的露天煤矿,储量惊人,极易开采。
随着南洋煤炭的大举输入,帝国南方,尤其是作为经济核心的东南道州百姓,终于能够用上平价的蜂窝煤,享受着汉家儿郎大举开拓带来的福利。
当然,从海外各国,输入帝国本土的资源,远不止于此。通过这些丰富的贸易活动,也能反映出各国的发展与积累。
但即便如此,到了正统时代,于汉帝国而言,在资源上依旧是输出大于输入,因为,帝国拥有太多不可替代的资源了,政治上的,军事上的,经济上的。
丝绸、瓷器、茶叶,这老三样自不必多提,棉布,漆器,船舶,铁器,武器,包括书籍、技术,乃至人口,这些东西,同样是海外诸国急需的。并且,随着市场的开发成长,也不断增长.
由世祖皇帝亲启,由太宗皇帝及刘姓诸侯巩固传承,由无数大汉儿郎乘风破浪、垦殖开拓,穷近百年之力,方才形成正统时代彻底蜕变、爆发的海上贸易规模。
就是世祖皇帝,生前恐怕也想不到,南洋战略给整个东亚带来如此深远的影响,汉帝国与南洋诸国会成为为如今的形态。
作为流通环节中的重要角色扮演者们,财富由此而生,纷争由此而起。平心而论,帝国海外贸易的长盛不衰,也与随之诞生的一大批利益集团有着密切的关系,而上海市,显然是这些人的基地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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